五南官網

何謂歷史？ (限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銷售)
What is History？

分享Facebook

原文作者╱

Edward. H. Carr

作　　者╱

愛德華．卡耳

譯　　者╱

江政寬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

2024/08/09 (3版 1刷)

I S B N ╱

978-626-393-607-2

書　　號╱

RH05

頁　　數╱

280

開　　數╱

25K

定　　價╱

360 (特價 288)

卡耳此書就是將「崔維廉講座」時的講詞彙集而成，針對歷史的性質（歷史家與事實、社會與個人、歷史．科學與道德）、歷史的「因果問題」、編撰歷史的研究途徑等諸多問題，都詳加論列，精闢而透徹的分析，使得本書的價值益加重要。為研究歷史學的人不可不知、不能不讀的書。

※書籍推薦人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李文環
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李世偉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正珍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翁嘉聲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彭明輝
玄奘大學歷史系教授　黃清連
台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楊子政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雷俊玲
義守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劉聿新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蔣竹山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盧建榮
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賴澤涵

※推薦文
導論
理查‧伊凡斯*

一

今日，不管用什麼可被接受的角度來看，卡耳（E. H. Carr, 1892-1982）都算不上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他沒有歷史學的學位；也從未在任何一所大學的歷史學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在劍橋研讀古典研究。他後來坦承，他那時對歷史沒有興趣。   他沒有當今進學術圈的慣用方法的博士學位。1916年，他一畢業便直接進了外交部，往後的20年他一直待在那裡。這段期間，他似乎擁有遠超過當今所容許的大量空暇，而他則把閒暇花在撰寫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研究。他在1931年發表了一本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書籍，1933年發表了一本關於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   及其交友圈（《浪漫的流亡》[The Romantic Exile]）的論著，1937年則發表了一部《巴枯寧》（Michael Bakunin）的傳記。他也開始撰寫有關當代外交的書評和文章。1936年，他辭去外交部工作而接受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Aberystwyth）大學的一個職位之時，職銜是國際關係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教授。
在此一頭銜下，卡耳因許多簡短但有影響力的對外政策作品而馳名於世，最著名的或許是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20年的危機，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然而，就像他任職外交部時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來寫書那樣，如今受聘於亞伯理斯威斯大學之時，他也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從事於新聞工作。1941年，他成為《泰唔士報》（The Times）的助理編輯，而且為該報刊撰寫了很多的社論，直到1946年離職為止。他全職地受雇於一份全國性報刊的這一事實，可能使他不受亞伯理斯威斯雇主的喜愛，不過，正因為他的個人活動，他最後被迫辭去了他的大學職位。在一段時間以自由撰稿的新聞工作者、演講人和廣播人維生之後，他在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Balliol）學院的政治學教職，其後在1955年移動到他的最後一站，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的職位，而他便待在那裡直到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因此，卡耳著手處理歷史的角度，是他為外交部和全國性報刊工作的人生。這些影響與經驗，強烈地塑造著他對歷史以及該如何研究歷史的看法。他來到歷史這個主題，在他的人生裡，相對上來說是晚了。他開始從事他唯一的大部頭歷史作品《蘇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時候，他50歲了，該書於1950年至1978年之間，以14卷發行；而到了他開始撰寫《何謂歷史？》的時候，他早就過了退休之齡。他後來宣稱，他對歷史的興趣，起因於他在1917年作為英國外交部下級職員時，從遠處觀察過的俄國革命。不過，這一興趣蟄伏了很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後被重新喚醒了；雖說比多數人更徹底、更長久，他當時就像英國許多其他人那樣，因為1941年6月蘇聯作為英國的同盟國參戰，於是轉而讚賞——而且如痴如迷於——那個國家。
一如卡耳所言，他著手《蘇俄史》的時候，面對了諸如「因果關係與偶然性、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個人與社會、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類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對他而言，是一個新的智力工作領域。學生時代，劍橋「一位相當不出色的古典學教師」教導他說，希羅多德（Herodotus）對波斯戰爭的敘述，受到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之態度的形塑，因為他寫作的時候，該戰爭正進行中。卡耳很多年後寫道，「這是一個迷人的啟示，讓我第一次了解到歷史是怎麼回事。」   當卡耳研究和撰寫蘇俄論著時，接受了此一洞識，而他在1950年代的期間為《泰唔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撰寫的一系列文章裡，試圖解決他的課題所提出的理論性問題。這些理論性問題中的第一個，便是客觀性的問題。這對於他在看待下述的事實時尤其重要：1950年，當他出版《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共產主義者與西方的冷戰戰士之間，對蘇聯的輿論是完全的兩極化；共產主義者無法忍受對蘇聯的批評，而且把它的發展中的每一件事物，描述成合乎情理又不可避免；而西方的冷戰戰士，則視共產主義為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一種威脅，不亞於先前納粹主義造成的猛烈情況，而且嚴厲批評蘇聯的發展是一種災難性的偏差。
卡耳的《蘇俄史》是一部先驅之作，嘗試從可取得的原始資料，詳細地重建1917年至1933年之間俄國所發生的事情。它也認真地嘗試在冷戰論戰的兩極之間，引導出一個方向，並且發表一種可被視為是學術性而又客觀的敘述。不過，在這樣的情勢下，該怎樣界定客觀性呢？1950年，當他偉大不朽之作品的第1卷發行時，卡耳大膽地表明：「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同時，他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第一篇文章裡爭辯說，嘗試實現客觀的歷史，當然不是徒勞的進取心；他寫道，「堅稱說易犯錯的人類，太過於身陷在時空環境之中，而無法獲得絕對的真理，跟否認真理的存在，並不是同一回事；這一類的否認，摧毀了任何可能的評判標準，也使得任何的歷史研究取向，無從分辨真偽。」很清楚地，此一觀點是不能讓人滿意的。因此，卡耳選擇了一種立場，「此一立場有可能堅持客觀真理的存在，同時又堅持歷史學家本身或歷史學家流派本身，至多祇能期望實現一種隱約又部分近似的客觀真理。」
然而，此一問題不是那樣就能輕易解決。傑出的外交史家古齊（G. P. Gooch）   的《19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最早出版於1913年，40年後加了一篇新的前言，重新作了發行。卡耳在一篇述評中，指出該書「對於確定事實的可能性，以及一度獲得確定之事實對人類的價值，有始終不渝的信心。」這一類的信心，是古齊在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傳統的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   訓練下的產物，在該傳統中，歷史學家被教導要「如其實地」（as it really was）描繪過去。卡耳還繼續說道，1952年的古齊，

知道過去40年，世界改變了很多，也知道這種對歷史事實之優越地位與可取之處的無比信心，現代的人再也不可能接受了。……人們不再質疑說，我們對歷史事實的探究，以及我們對發現的那些事實作鑑別，必然受到——或許是無意識的——指導探究之信條和假定的控制。「事實」是不偏不倚的，還有進步就在於發現事實、從事實中學習教訓，這樣的信念正是理性主義、自由主義世界觀的產物，而今日，我們無法像比我們更幸運的19世紀前輩那樣，如此輕易地將其視之為當然。

然而，卡耳同時也承認，蘇聯史達林（Stalin）政權對於歷史的扭曲，以及對文件的刪改破壞和歷史紀錄的造假，意謂知的自由之重要性更甚於以往。
幾個月後，卡耳回到這篇文章裡明顯未能解決的不安，試著使他的思考往前邁個幾步。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1953年6月，他在另一篇登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文章中，問道：

過去與現在之間有一條雙向道，現在受到過去的形塑，然而，又不斷地重新創造了過去。如果歷史學家製作了歷史，那麼歷史造就了歷史學家亦為真。……在客觀決定論的危險與主觀相對性無底深坑之間的鮮明分界線上，侷促地保持平衡的當今歷史哲學家，察覺到思想與行動是解不開地纏繞在一起，也察覺到歷史的因果關係性質，正如科學的因果關係性質那樣，看來似乎愈是躲避他的掌握，他愈是斷然地想解決它。當今的歷史哲學家是從事於提出問題，而非回答問題。

這些觀點有一些在《何謂歷史？》裡重新露面。不過，卡耳並不是真的相信，歷史學家祇有從事於提出問題，因為他的《蘇俄史》幾乎每一頁都在回答問題。因此，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1960年，在歷史教科書裡國族主義偏見的討論中，他在客觀性的問題上作了另一個嘗試。在此，他的心思更加弔詭：

歷史讓人棘手的地方在於，偏見在歷史之中——甚至在最好的史著之中——似乎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要素。實際的情況是，事實不像常言所說的，「為自己說話」，就算它們「為自己說話」，也是歷史學家決定事實該說些什麼——他完全不許它們自主說話。而相當盡責之歷史學家——相當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歷史學家——的決定，會受到某一觀點的控制，而所謂的觀點，別人可能會稱之為偏見。這麼說不全然是冷嘲熱諷：最好的歷史學家，就是有最好偏見的歷史學家——所有的歷史學家皆有偏見。

由卡耳的觀點看來，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偏見是國際偏見，而非國家偏見，這意謂著，放棄將歷史書寫當成一種愛國主義的舉動，就像德國歷史學家在討論凡爾賽合約及其後果那樣，也意謂著，從國際體系的觀點，看待德國最近的過去，以及自1919年以降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對此，「偏見」是否真的為適切的字眼，卻勢必受到質疑。實際上，卡耳似乎是說，最近幾年，德國歷史學家比較沒有偏見了，因為他們考察國家往事時，開始跳脫他們國家的狹隘民族利益。卡耳總結道，「吾人或可理所當然地要求歷史學家說，他應該走在時代的進步運動之前頭，不要跟不上了。」   然而，誰又能說什麼是進步，而什麼不是呢？在此，卡耳似乎也未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解決客觀性的問題。一方面，他覺得，在冷戰論戰之中客觀性遭受到威脅，另一方面，他則相信，就該詞的任何傳統意義而言，客觀性是一個不可能的抱負，沒有歷史學家能夠理所當然地希望實現的抱負；無疑地，他在兩者之間不知如何是好。1960年代的肇端，卡耳努力在《何謂歷史？》中把這幾股思想全部兜攏在一起時，他思維之中的這些不安，就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顯露出來了。

二

卡耳在發表於1945年的一篇評論中寫道，「要是歷史沒有意義，它就不值得撰述或閱讀。」在他的觀點之中，挑戰「此一預設：重要的歷史解釋是在歷史人物（dramatis personae）的自覺意圖和深謀遠慮之中找到」，乃是至關重要的。   但歷史的意義從何而來呢？在這一點上，卡耳在跟觀念哲學家暨觀念史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   的漫長論戰之期間，發展了他的觀念。柏林是跟他有密切交誼的一個朋友，因為兩人相互稱對方的名字，以當時的標準是異乎尋常的。這兩人對俄國文學與思想，都有淵博知識和興趣。兩人的政治思維，皆受到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但對於蘇聯的看法，他們則分道揚鑣。儘管卡耳對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很多方面，並非不加批判，然而，他因為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希特勒對抗而產生的同情，則從未完全喪失。另一方面，作為來自蘇聯的避難者，柏林並沒有這類的同情心。1950年代這段期間，柏林在大西洋兩岸，成為鼓吹自由主義、「西方」價值，以及對抗共產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的一位主要代言人。
1950年，柏林在評述卡耳《蘇俄史》第1卷的時候，清清楚楚表明他不贊同其方法和要點。卡耳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他的意圖「不是撰寫革命事件的歷史，……而是撰寫從革命事件中浮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歷史。」因此，該書意欲提供的，「不是對該書所涉及之時期的事件作詳盡記載，而是分析那些形塑主要發展路線的事件。」   那麼，舉例來說，他以幾個主題，鉅細靡遺地追溯布爾什維克思想在1917年之前的發展，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那時的俄國，幾乎是沒有任何政治的重要性，但因為這種思想在塑造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付諸實施的政策上有其決定性。另一方面，他並未描述革命事件、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失敗方案，或殘暴的內戰衝突。
對卡耳而言，從任職外交部多年之官吏的視角來寫作，重要的是打造國家的過程和國家政策的塑造。而且就像很多公務員那樣，他對於國家產生的文件、表面的政策、憲法和紙上的法規，深信不疑。一如卡耳的傳記作者強納森‧漢斯蘭（Jonathan Haslam）所指出的，他作為外交官的經驗，「削弱了這樣的體認——任何情勢都有各種可能的結果；一旦有事件發生，不論是好是壞，外交官祇能接受它，然後繼續努力前進」。而外交官的經驗「強化了他對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認同，……在撰寫《蘇俄史》時，卡耳下意識地將他早期對英國統治階級的認同，變換成對蘇聯統治階層的認同」。
柏林覺得這種作法基本上會引起異議的，他在書評裡抱怨說，卡耳「把歷史看做是，受到無法阻擋之定律所支配的一種事件的推移」。卡耳似乎認為，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在於，使人清楚了解這些定律是什麼，它們怎麼運作，「甚至於不用在背景上簡略提及，曾經把深切的希望與恐懼集中在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更不用提及過程的受難者和傷亡人數。」因此，柏林指控說，

卡耳通過勝利者的眼睛來看歷史；對他而言，失敗者幾乎是沒有資格作證的。……歷史書寫的無私、客觀真理和不偏不倚之公正，是歐洲自由主義傳統根深柢固的理想。如果卡耳先生其餘的卷冊，也跟第一冊一樣令人印象深刻，那麼在我們的時代，它們會對那樣的理想構成極大的挑戰。

因此，對柏林而言，卡耳的歷史研究取向絕不客觀。卡耳大概認為，倘若他真有偏見的話，那麼也是最合適的偏見。柏林顯然是不同意的。
1953年，柏林詳述了他的史觀，以更含蓄的方式繼續他對卡耳的抨擊。他的傳記作者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將柏林那年在倫敦政經學院孔德（Auguste Comte）講座上發表的內容，描述為「他最根本之信念的一篇令人難忘的聲明」。該講座的內容作了擴充，後來以《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之書名出版。柏林在演講中爭論說，人類的道德抉擇能力是獨特的，使其相對不受非人之力量的控制，而在柏林看來，像卡耳這樣的歷史學家，是錯誤地將非人之力量視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力量。當然，柏林承認，這類的力量在特定的情勢下，的確抑制了人類的迴旋餘地。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弄懂那樣的迴旋餘地是什麼，辨識個人最終採取的行動過程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過程，而且據以評斷其行為。如同卡耳那樣，堅持過去已發生之事的必然性，也就是為我們自己當前的行動推卸道德責任。
卡耳不是對這類批評示弱的人。在《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一篇關於該演講的評述中，他堅持說，「歷史學家本身的明確功能，不在於評判，而是在於解釋」。就像柏林實際上也承認，歷史學家總是在過去之中，找尋意義和模式。

編年史作家心滿意足地說，「事情一件接著另一件」；而使歷史學家為人稱道的則是「事情一件導致了另一件」的見解。其次，儘管歷史事件當然受到個人意志——不論是「大人物」或凡夫俗子的個人意志——的推動，但歷史學家勢必進到個人意志的背後，探究使得個人願意作出其所為的原因，也勢必研究能夠解釋個別行為的「因素」或「力量」。第三，儘管歷史不會重演，但它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允許一定的通則，能夠充當未來行動的引導。

這些論證，正是卡耳在《何謂歷史？》的若干段落中，對柏林之觀點作抨擊的理由。
偉大的劍橋歷史學家崔維廉（G. M. Trevelyan），以他極為成功的《英國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之收益，以及他相當多的私人財富，創設了崔維廉基金。1961年，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要求卡耳接著羅茲（A. L. Rowse）   的開幕系列演講之後，擔任第二回的崔維廉講座時，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傳統，亦即按照慣例，崔維廉講座的講者，是一位劍橋歷史系以外的人物，但又跟劍橋有一些過去或現在的關連。卡耳完全適合：他從不曾是劍橋歷史系的一員，不過，他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以及三一學院的院士——不久成為終身院士；在劍橋奇特的分雙叉結構裡，這意謂著他是那個有相當多財富和威望的自治學院之一員，但不是劍橋大學本身的受雇人員。他可以指導研究生，也指導過研究生；他有資格指導大學生，但他不是常態講課的歷史系成員。別的不說，當他承擔崔維廉講座的時候，他年近70歲，早就過了退休年齡。
在要求卡耳擔任講座時，崔維廉基金的管理人希望他能討論蘇聯，那時，歷史系並未教授此一科目，而且歷史系的課程表，絕大多數還是集中在中古時代早期以來的英國史。不過，卡耳有不同的想法。1960年3月，就像他在寫給他的朋友以撒‧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史達林和托洛斯基（Trotsky）的傳記作者——的信裡所言，「有相當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找尋一個機會，廣泛地對歷史作猛烈的抨擊」，「除此之外，也要回覆波柏（Popper）、以賽亞‧柏林等人關於歷史的愚蠢評論。」   在《何謂歷史？》中，他兌現了他的諾言，甚至做了更多。他在1959年的9月10日到10月11日，從倫敦到舊金山的一趟海上航行期間，開始起草講稿；一年後，從1960年9月27日開始，又重新擬了稿。從1961年1月到3月，這些演講一週接著一週在劍橋開講，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上重播，而且以刪節的形式，刊登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週刊雜誌《聽眾》（The Listener）。這些演講比起先前之後的任一回崔維廉講座，可能都更廣泛地受到公眾的注意。
作為一位有很多媒體關係的新聞工作者，卡耳跟英國廣播公司有直接的門路。由於他有清楚的意圖，想確保演講內容得到公眾最大的注意，因而他運用了為報刊撰稿多年所練就的各種技巧，以新聞界的方式撰寫講稿。無疑地，從一開始，這些演講就是針對廣大得多的觀眾，而不是聚集在劍橋米爾巷（Mill Lane）講座廳的那些人。卡耳引入以賽亞‧柏林，不僅因為兩人之間持續的論辯，也因為他知道，聽眾熟悉他的名字。在他們的時代，這兩人在公眾的知識生活中，都是知名的人物。這兩人都是電台經常出現的廣播員。電台是1950年代最受歡迎的廣播媒體，那時尚未被電視超越，而且有些人會爭辯說，電台更適合傳送和討論複雜的論證和觀念的。英國知識界在1960年代的初期，圈子還是相當的小；僅有少數人曾在大學求學過，歷史學界的規模，仍舊小到大部分歷史學家因有私人關係而彼此認識；而媒體——包括《泰唔士報》、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台（BBC’s Third Programme）和《泰唔士報文學副刊》——上的學術論辯，仍然受到經過挑選的一群公眾人物的把持，柏林和卡耳都屬於這一群體。一位外部的觀察家評論說，「英國知識界的狹隘性、上流階級獲得報紙和期刊篇幅的方便性（的確，報刊也鼓勵有爭議的素材），[以及] 英國學者高度個人的、好辯的本性」，造成的影響乃是賦予英國知識界罕見的一致性，以及對公共論辯的特別偏好。
因此，當卡耳的講座內容在《聽眾》發表的時候，其不可避免地在雜誌的讀者通信欄中，引發了評論。以賽亞‧柏林對於他的劍橋朋友，像發連珠砲似的向他說傷人的話，尤其迅速地作出了回應。柏林聲稱，卡耳在演講中關於他的表述失實。他沒說過，決定論是錯誤的；他祇是說，以非人之力量來為人的作為負責，是一種謬論。他也未爭辯說，探究人類行動的原因是錯誤的，而卡耳毫不懷疑地在演講中誇張地用這一論點來描述他的立場。   卡耳引用了《歷史的必然性》作為回應，大意是說，假使柏林認為，決定論跟個人責任是不相容的，那麼他必然相信決定論是錯誤的。況且，假使柏林認為，不對過去的個人作道德褒貶是錯的，那麼他必然認為對他們作道德評判是對的。
柏林對卡耳回覆，重複指控說關於他的表述失實。同時，他重申他的觀點，決定論的論證是不具說服力的：

決定論主張說，個人（或者說，實際上任何）的行動，早晚會完全受到可辨認之原因的控制，此一見解與對於個人責任所具有的信心並不相容。……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否認說，人在大半不是自己選擇的情況中，擁有一種有限度的個人行動自由。

最後這句話，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柏林和卡耳在1930年代的傳記研究主題——的一句著名格言，靈巧地改述成相同的旨意。   事實上，那祇是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所說過的話而已。卡耳在這個點上努力證明他對柏林的曲解是正當的時候，覺得自己陷入了窘境，而在一封1961年6月27日寫給朋友的私人信函裡，不得不承認，他「大概誇大了我的論據」，或許由於冷戰戰士對其《蘇俄史》的抨擊，他對作品遭到粗糙決定論的指控多心了。雖然如此，他堅持說，柏林的論證仍然傾向於否認決定論的有效性，宣稱對歷史作道德評判的必要性。   柏林的回應是說，他祇承認，對歷史學家而言，道德評判是可允許的；他並未聲稱，那是一種本分。   這兩人的立場，似乎逐漸趨於一致。
然而，柏林並未停止他對卡耳的抨擊。在另一封寫於1961年7月3日的私人信函中，他暗示說，大部分的歷史學家真的在從事道德評判。他引用卡耳對列寧的敘述作為一個範例——他把列寧描繪成進步的，當然暗含著道德認可，就像他把其他個人描述為反動的，也暗含著道德責備。他要求卡耳在書籍版的講稿中承認，他確信柏林並未表達《何謂歷史？》中聲稱他表達的所有的觀點。不過，卡耳拒絕了，說道出版的流程已進行太多，一切都太遲了。   這為重新開啟更大規模的戰事，開闢了道路。

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究員。1916年劍橋畢業後進外交部長達20年，閒暇時研究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1936年，擔任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大學的國際關係學教授，這段期間發表了著名作品《二十年的危機，1919-1939》。1941年到1946年成為《泰唔士報》的助理編輯，撰寫社論，也因此辭去教職。1950年出版大部頭作品《蘇俄史》第一卷，至1978年共計十四卷。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的政治學教職。1955年起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1961年出版《何謂歷史？》時已年近70，後來一直待在劍橋至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譯者簡介
江政寬
江政寬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
專長：歐美歷史理論、英國史、西洋文化史
譯作：《法國史學革命》（麥田）
　　　《新文化史》（麥田）
　　　《歷史學與社會理論》（麥田）
　　　《後現代歷史學》（麥田）
　　　《馬丹蓋赫返鄉記》（聯經）

卡耳在台灣（代譯序）：江政寬
導論：理查．伊凡斯
入門短箋：R. W. 戴維斯
第二版前言：E. H.卡耳
來自卡耳的檔案：《何謂歷史？》第二版的筆記：R. W. 戴維斯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第二章　社會與個人
第三章　歷史、科學和道德
第四章　歷史中的因果關係
第五章　歷史即是進步
第六章　打開眼界
譯名對照表


從地圖開疆到人工造島─南海百年紛爭史	閱讀的歷史 ( 限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銷售)	反璞歸真─純粹的基督教

跨域閱讀大補帖 ─從歷史、文明最初開始（全套 2冊）	認識基督教，讀這本就對了(套書)（全套2冊）	顛覆你的歷史觀：連歷史老師也不知道的史實

書評
討論歷史研究的原理和方法論時，不涉及卡耳有重大影響的作品，簡直就沒有要點。──《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關於歷史探究的目標和歷史學家角色，……《何謂歷史？》生動又具挑戰性的見解，還有待超越。──大衛‧侯爾斯浦(David Horspool)，《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卡耳……的表現說明，他不僅是我們最傑出的現代史家，也是對歷史理論最有價值的貢獻者之一。──《觀察家》(The Spectator)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何謂歷史？」為了不要讓人覺得，這是個毫無意義或者多餘的問題，我在本文中要引用兩段分別跟第一版與第二版《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有關的段落。1896年10月，阿克頓（Acton）   針對他負責編輯的《劍橋近代史》，向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評審員提出了一份報告：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以對最大多數人有用的方式，完整地紀載19世紀即將遺留下來的知識。……藉由審慎的分工，我們應當能做到這一點，也能使每一個人明瞭最新的證據，以及國際研究中最成熟的結論。
我們這一代還不可能擁有定論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不過，我們能夠拋棄因循守舊的歷史（conventional history），也能夠說明從這一頭到另一頭的歷史道路上，我們己經得到的論點。既然所有的資料都能得到，每一問題也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然而，幾乎整整60年後，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   教授在他為第二版《劍橋近代史》所寫的總論裡，對阿克頓及其共同撰稿人的信念———有一天終將寫出「定論歷史」———做了評論，他說道：

　　下一代的歷史學家並不期待這樣的機會。他們期盼自己的作品一再被人取代。他們認為，有關過去的知識，是通過一人或多人的心靈而流傳下來，也經由他們做過「處理」，因此，不可能由任何情況也改變不了的元素原子（atoms）和非人原子來構成。……歷史的探究似乎是毫無止境的，因而一些缺乏耐性的學者，便在懷疑主義，或者，至少是在下述信條中找慰藉：既然所有的歷史評判皆涉及到人和觀點，那麼此與彼，並無所謂的優劣，也沒有「客觀的」歷史真實。

　　學者彼此怒目相對之處，正是這一領域有待探研的所在。我希望，我還趕得上時代，能看出1890年代所寫的東西，不可避免無太大的價值；不過，我也還不至於先進到熱衷於這樣的看法，也即：1950年代所寫的東西，必然都有其道理。誠然，你可能已經想到，這樣的探研很容易歧出到比歷史性質還要廣泛的範圍。阿克頓與喬治．克拉克爵士之間的意見衝突，反映出歷經了這兩則表述之間的這段間隔，我們對社會的整個展望改變了。阿克頓所說的，是一種積極的信念，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那種敏銳的自信；喬治．克拉克爵士則迴響了「頹廢世代」（beat generation）   的惶惑以及不安的懷疑主義。當我們努力想回答「何謂歷史？」這一問題的時候，無論有意或無意，我們的答案，反映了我們自己當下的立場，也構成了我們對這個廣泛的問題———「我們採取什麼觀點來看待我們生活的社會」———所作之回答的一部分。我不擔心在仔細審視下，我的主題會顯得有些瑣碎。我怕的祇是，我提出了一個浩瀚而又重要的問題，會顯得有些不自量力。

　　19世紀是一個講事實的偉大時代。《艱難時世》（Hard Times）   中的葛擂硬（Gradgrind）先生說道：「我所要的就是事實。……生活中所需要的也祇有事實！」總的來說，19世紀的歷史學家是同意他的看法。1830年代，蘭克合乎邏輯地抗議以歷史進行說教，其評論說，歷史學家的任務「僅在如其事而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那時這句不怎麼深奧的諺語，卻得到了令人驚愕的成績。德國、英國，乃至法國三個世代的歷史學家，口唸著這些神奇的字眼，向戰場邁進。「僅在如其事而直書」就像一句咒語———也像大多數咒語那樣，用途在於讓他們自己免除掉思考的煩人重負。實證主義者急不可耐地堅持歷史學是科學，其對於這種「事實崇拜」（cult of facts）有很大的影響。實證主義者說，先確定事實，再從事實中得出結論。在英國，這種歷史觀恰恰適合於經驗主義的傳統，而該傳統是從洛克（Locke）   到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的英國哲學主流。經驗主義的知識理論，預先假定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之間是完全分離的。事實，一如感官印象那般，從外在映照到觀察者，同時獨立於他的意識之外。觀察者的接受過程是被動的：接受了資料，然後對這些資料作出反應。《牛津簡明英文辭典》（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經驗主義學派的作品，有用但又具有立場傾向，其將事實界定為「截然不同於結論的一種經驗資料」，清楚地指明了兩種過程之間的分離。這或可稱之為常識的歷史觀（common-sense view of history）。歷史由一些已查明的事實素材所組成。歷史學家從文獻、碑銘等等取得事實，就像在魚販砧板上取得魚一樣，歷史學家取走它們，帶回家，用他有興趣的方式下廚料理、上菜端湯。阿克頓的烹調口味樸素了些，對它們做了簡單的處理。在給《劍橋近代史》第一版撰稿人的吩咐信裡，他要求說：「我們撰寫的滑鐵盧（Waterloo），必須讓法國人和英國人滿意，同樣也必須讓德國人和荷蘭人滿意；倘若不看作者名單，沒有人能分辨得出，牛津的主教（Bishop）在哪裡停了筆，到底是費爾貝恩（Fairbairn）還是加斯奎特（Gasquet），李伯曼（Liebermann）還是哈里森（Harrison），接手往下寫」。   即使批評阿克頓態度的喬治．克拉克爵士，也是把歷史中的「事實」比喻作「硬核」，把「有待爭論的詮釋」比喻作「裹在外面的果肉」，以資對照   ——或許他忘了，水果的果肉，還是比硬核更實惠。先弄清楚事實，再冒險投入有如流沙的詮釋——這就是經驗主義的、憑藉常識的歷史學派的至理名言。這讓人想起偉大的自由派報人史考特（C. P. Scott）   受人喜愛的格言：「事實該受尊重，但評論不受限制」。
　　顯然這是行不通的。關於過去之知識的性質，我不想作哲學討論。為了當下的目的，讓我們假定說，凱撒（Caesar）渡過盧比孔河（Rubicon）   這一事實，跟房間當中有張桌子這一事實，是相同的事實，或者說，是類別上可比較的事實；這些事實都以相同的或可比較的方式，進入到我們的意識，而且對於知道這些事實的人來說，它們擁有相同的客觀特性。不過，即使作了這種大膽又不太有說服力的假定，我們的論證還是馬上會碰到這樣的難題：並非所有關於過去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或者說，都會被歷史學家看成是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有別於其他關於過去之事實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何謂歷史事實呢？這是我們必須稍稍仔細觀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根據常識歷史觀的說法，有一些基本事實，對所有歷史學家來說都是相同的，而且構成了所謂的歷史中樞（backbone）——比方說這一事實：哈斯丁斯會戰（Battle of Hastings）發生於1066年。不過，我們需要對這種常識歷史觀作兩種觀察。首先，歷史學家根本上關切的，不在於這一類的事實。知道這場大會戰發生於1066年，而非1065年或1067年，是在哈斯丁斯，而不是伊斯特本（Eastbourne）或布萊頓（Brighton），無疑是很重要的；歷史學家勢必不能弄錯這些事。但人們提出這類論點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郝斯曼的評論：「準確是義務，而不是優點」（accuracy is a duty, not virtue）。   讚揚一位歷史學家敘述準確，就好比讚揚一位建築師在建築物中，用了充分乾燥的木料，或者，適當的混凝土。這是其工作分內的必要條件，卻不是主要的職能。正是這一類的事情，歷史學家應該藉助於一些所謂歷史學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考古學、金石學、古幣學、年代學等等。讓專家能夠確定陶器或大理石殘片之起源和時代、譯解含糊的碑銘，或者，為確定正確日期而作詳盡又龐大數字的計算，這些特殊技能歷史學家並不需要具備。對所有歷史學家而言都是相同的這些所謂基本事實，通常屬於歷史學家的原始材料範疇，而非歷史本身的範疇。第二個觀察乃是，是否該確定這些基本事實，仰賴的不在於事實本身的特質，而在於歷史學家「先驗的決定」（a priori decision）。儘管有史考特的座右銘，但今日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知道，影響輿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適當地選擇和編排事實。常言說，事實自己會說話；當然，這話是不對的。祇有歷史學家要事實說話時，它們才能說話：是歷史學家決定，哪些事實可以登場，在什麼情況或脈絡下登場。或許是皮蘭德羅（Pirandello）   劇作裡的一位人物說過的，事實就像厚紙袋——你不放一些東西進去，它是不會站起來的。我們有興趣想知道，1066年發生在哈斯丁斯的那場會戰的唯一理由，乃是歷史學家認為，它是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歷史學家基於自己的理由決定，凱撒渡過盧比孔河是歷史事實，不然在此前後，何以千百萬人渡過盧比孔河，卻完全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半小時之前，你用步行、騎腳踏車或坐車來到這棟建築物，此一事實就跟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一樣，也是一件有關過去的事實，但大概不會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塔爾科特．帕深思教授曾稱呼科學為「對現實作認知定位的選擇性體系」（a selective system of cognitive orientations to reality）。   這句話或許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不過，歷史尤其是如此。歷史學家必然是有選擇性的。相信確定不移（hard core）的歷史事實，客觀而又獨立於歷史學家之詮釋而存在，是一種前後顛倒的謬誤，但也是很難根絕的一種謬誤。
　　讓我們看一看一個關於過去的小事，轉化成歷史事實的過程。1850年，在斯塔利布里奇教區慶典（Stalybridge wakes）   中，一個賣薑餅的小販因為跟人有了小爭吵，而被一群憤怒的民眾蓄意踢踹致死。這是歷史事實嗎？一年前，我會毫不猶豫地說，「不是」！一個目擊者將此事記載在一本鮮為人知的回憶錄裡；   不過，我從來不知道有任何歷史學家會覺得，那是值得一提的事。一年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在牛津大學的福特講座上提到過它。   這就使它成為歷史事實了嗎？我覺得，還沒有！我會提議說，其當下的身分乃是有人推薦它成為精選的歷史事實俱樂部之會員；如今它還在等候附議者和保證人。可能往後的幾年之中，我們會看到此一事實，先是出現在有關19世紀英國的論文和書籍之註解，後來又出現在正文，而且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裡，它也許會成為非常確定的歷史事實。反之，要是沒有人提及它，它在這種情況下，就會退回到有關過去之非歷史事實的被遺忘狀態，而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則殷勤地想把它從這種狀態中挽救出來。這兩種情況會發生哪一種，到底由什麼決定呢？我覺得，這取決於基特森．克拉克引用此一突發事件來支持的論題或詮釋，是否被其他的歷史學家接受，認為它有憑有據又有意義。它作為歷史事實的身分，開啟了詮釋的問題。這種詮釋的成分，構成了所有歷史事實的一部分。
　　我可以提一件個人的舊事嗎？許多年前，我在這所大學學習古代史的時候，有一個「波斯戰爭期間的希臘」專題。我的書架上堆積了15或20本的書籍，理所當然地認為，專題內容就記錄在這些書裡；我擁有所有跟專題有關的事實。讓我們假定說——而且也極有可能為真——那些書籍含有當時已知道或能夠知道的關於專題的所有事實。我從未曾想過要去詢問，有人曾知道的無數事實，究竟藉由什麼樣的機緣或損耗過程，才讓這些仔細挑選過的事實，存留下來變成了歷史事實。我猜想，即使在今日，古代史和中古史的魅力之一，乃是讓我們有錯覺，以為我們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內，擁有可自行支配的所有事實：歷史事實與其他有關過去的事實之間惱人的差異不復存在，因為少數的已知事實，全都是歷史事實。柏雷（J. B. Bury）   研究這兩個時期，就像他所言：「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紀載，到處都有闕文」。   歷史被稱之為有許多缺塊的巨大拼圖（jig-saw）。不過，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闕文。我們對西元前5世紀希臘的描述是有缺陷的，根本上不是因為有很多片段無意中遺失了，而是因為總的來說，那是雅典城的一小群人所作的描述。對雅典公民而言，5世紀的希臘看起來如何，這方面我們相當了解；不過，對斯巴達人（Spartan）、哥林多人（Corinthian）、底比斯人（Theban）而言——更不用提對波斯人、奴隸，或者，雅典的其他非公民的居民而言——希臘看起來如何，我們卻近乎無知。我們的描述，與其說是機遇，不如說是一些人為我們預先作了選擇和確定，而這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抱持一種特定看法，認為支持此一特定看法的事實才值得保留。同樣地，我在一本現代的中世紀史著裡，讀到中世紀的人們跟宗教有深刻關連時，我很好奇我們怎麼會知道，這是否為真。我們所知道的中古史事實，幾乎都是歷代的編年史家（chroniclers）為我們選擇的，而他們的專業便是從事宗教的理論和實踐，於是認為宗教有無上的重要，因而記載下每一件與宗教有關的事，其他的就不多了。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有關俄國農民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有關中世紀人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不論是否為真，都是推翻不了的，因為幾乎所有關於中世紀人的已知事實，都是由相信這種描述，也要求別人相信的一些人，預先為我們作了選擇，而我們在其中能會找到相反證據的大量事實，卻又以無可挽回地佚失了。作古的歷代歷史學家、抄寫員和編年史家的不散陰魂，決定了過去的模式，不可能重作審理。受過中古史培訓的巴拉克洛夫教授寫道：「我們所讀的歷史，儘管以事實為根據，但嚴格來說，完全不是事實，而是一系列獲得接受的評斷」。
　　儘管如此，還是讓我們轉移到現代歷史學家的不同困境。古代史家或中古史家可能很感激大規模的篩選過程，經年累月之後，提供了大量任他處理的歷史事實。就像里頓．史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以調皮的方式所說的：「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必要條件，但它是能簡化和釐清、能選擇和省略的那種無知」。   當我想羨慕——就像我有時的確羨慕——寫作古代或中古史著之同事的極大能力時，我在下述的深思中找到了慰藉：他們如此有能力，主要因為他們對其主題如此無知。現代的歷史學家並未從這樣的必要無知中得到任何的好處。他必須獲得這種必要的無知——愈是如此，他就愈接近他自己的時代。他有雙重的任務：其一，發現少數有意義的事實，使其變成歷史事實；其二，將許多不重要的事實當成非歷史事實而加以拋棄。然而，這正好跟19世紀的異端學說相反。該異端學說主張，歷史由最大數量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之彙編所組成。任何屈服此一異端學說的人，要嘛就放棄歷史研究這個壞差事，開始從事集郵或其他形式的古物研究，要嘛就是終老於精神病院。過去的百年間，正是這種異端學說，對現代的歷史學家有如此醒目的影響，其在德國、不列顛和美國，創造出一大批不斷增加的枯燥無味的事實性史著、極度專業化的專論，還有想要成為歷史學家的人們，而這些人對愈來愈小範圍的事，知道得愈來愈多，終而了無痕跡地沉入了事實的海洋。我猜想，正是這種異端學說——而非該對自由主義或天主教忠誠之間的所謂衝突——使得作為歷史學家的阿克頓感到挫敗。他在一篇早期的論文裡，談到他的老師德林格爾（Döllinger）：「他不用有缺點的材料來寫作，然對他而言，材料卻始終是有缺點的」。   誠然，阿克頓在此是預先為自己，也為那個奇怪現象作了裁斷：很多人認為這位歷史學家，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卓越的欽定近代史教授——卻不曾寫出任何的史著。而阿克頓哀悼說，強加在歷史學家身上的要求，「揚言要迫使他從文人，轉變成百科全書的編纂者」的時候，他在身後不久出版表的《劍橋近代史》第一冊的入門短箋裡，可說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   這裡出了一些毛病。不對勁之處就在於，相信孜孜不倦、無窮盡地積累鐵的事實是歷史的基礎，相信事實可以為自己說話，還有事實永不嫌多。在當時這類信念顯得如此理所當然，以致於後來很少歷史學家覺得有必要——今日，還是有一些歷史學家覺得沒有必要——問自己這個問題：「何謂歷史？」
　　19世紀的事實崇拜（fetishism），因文獻崇拜而更徹底、更有正當理由。文獻就是事實這座神殿裡的約櫃（Ark of the Covenant）。恭敬的歷史學家低著頭著手處理它們，以敬畏的聲調談論它們。祇要是文獻所言，那就是對的。不過，當我們開始認真思索時，這些文獻——法令、條約、地租帳簿、藍皮書、公務函件、私人信函和日記——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文獻能告訴我們的，都沒有超出文獻作者所想到的東西——他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認為應該發生或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者，也許祇是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怎麼想，甚至祇是他自認為他是在想什麼。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意義，除非歷史學家對在作研究、作譯解。事實，不論是否在文獻裡發現，在歷史學家能夠作任何使用之前，他還是必須加以處理：倘若我能那樣說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對事實所作的使用，就是不斷加工的過程（the processing process）。
　　讓我舉一個我碰巧相當清楚的例子來說明我想要說的話。1929年，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外交部長高斯塔夫．史崔哲曼（Gustav Stresemann）   過世之後，留下了一大批——滿滿三百箱——官方、半官方和私人的文件，這些文件幾乎都跟他6年外交部長一職有關。他親友當然認為，應該立一座石碑來紀念這麼偉大的人物。他忠實的秘書伯恩哈特（Bernhardt）就開始工作；而3年內，就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崔哲曼的遺稿》（Stresemanns Vermächtnis），其內容選自三百箱的文獻，共計三大冊，每冊大約六百頁。在一般的情況下，這些文獻會在某個地下室或閣樓裡發霉腐朽，永遠不復存在；或者，百年後，也許有個好學的學者偶然看到這些文獻，打算拿它們跟伯恩哈特的版本作比較。後來發生的事則戲劇性得多了。1945年，這些文獻落到英國和美國政府的手裡，它們拍了很多照，而且把照相複印本交給倫敦的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和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的學者作處理。倘若我們有足夠的耐性和好奇心，就可以發現伯恩哈特到底怎樣作選編。他做的選編，既非罕見，亦不驚人。史崔哲曼過世的時候，他對西方的政策似乎有許多出色成績——羅加諾（Locarno）公約、   德國獲准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道斯與楊格計劃（Dawes and Young plans）   和美國貸款、協約國聯軍從萊茵地區撤軍。這似乎是史崔哲曼外交政策最重要且有收獲的部分；伯恩哈特的文獻選集當然應該特別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史崔哲曼對東方的政策，亦即，他跟蘇聯的關係，似乎一無所獲。既然協商祇產生一些瑣細的結果，大量有關協商的文獻不會引起人們興趣，對史崔哲曼的名聲亦無助益，那麼選擇的過程自該更嚴格一些。事實上，史崔哲曼持續地掛念對蘇關係，而且就他整個外交政策來看，對蘇關係扮演的角色，比起伯恩哈特選集之讀者所臆測的還要大得多。但我覺得，伯恩哈特選集相較於平庸史家暗地信賴的許多文獻集要好得多。
　　我要說的往事，不是在這裡就打住了。伯恩哈特選集出版不久，希特勒便上臺執政。史崔哲曼的名字在德國被逐漸遺忘，而這些選集也就不再流通；其中有大半想必是遭到銷毀了。今日，《史崔哲曼的遺稿》是相當罕見的書籍，但史崔哲曼在西方仍有很高的聲譽。1935年，英國一家出版社發行了一部伯恩哈特作品的節譯本——一部根據伯恩哈特選集所作的選集；大概刪掉了原書的三分之一。著名的德語翻譯家薩頓（Sutton），他的工作作得很出色。他在前言中解釋說：英譯本「稍作刪節，而且僅刪掉英國讀者或學生不大會有興趣的……一些曇花一現的事情」。   這也是極其自然的。不過，後果卻是伯恩哈特選集裡已經呈現得不夠的史崔哲曼對東方的政策，如今就更無足輕重了，而在薩頓的選集裡，蘇聯看起來祇是史崔哲曼以西方為主的外交政策中，一個偶爾出現且相當不受歡迎的闖入者。然而，可以肯定地說，除了少數之外，所有的專家都認為，是薩頓而非伯恩哈特——更不是那些文獻本身——向西方世界呈現了史崔哲曼的真正意見。要是這些文獻在1945年的轟炸中毀壞了，而餘留的伯恩哈特選集也不復存在，那麼薩頓選集的可信賴性和權威性，就永遠不會受到質疑了。因為沒有原稿，歷史學家所樂於接受的許多排版過的文獻集，並不比薩頓選集來得可信。
　　不過，我還想繼續談一下這個往事。讓我們先把伯恩哈特和薩頓擺在一邊，也讓我謝天謝地，要是我們喜歡的話，我們就能夠查閱這位參與過晚近歐洲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重要人士的可靠檔案。這些檔案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除了別的事情以外，這些檔案包括了史崔哲曼跟柏林的蘇聯大使幾百次的談話紀錄，以及跟契切林（Chicherin）二十幾次的談話紀錄。這些紀錄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著墨最多的是史崔哲曼的談話，顯示他的論據總是提得好又有說服力，而談話對手的部分則往往是稀疏、混亂又不足以令人信服。這是所有外交談話紀錄的常見特色。這些文獻告訴我們的，並非發生什麼事，而是史崔哲曼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或者說，他希望別人認為，甚至是他自認為發生了什麼事。開啟這種選擇過程的，並非薩頓或伯恩哈特，而是史崔哲曼本人。倘若我們有（比如說）契切林關於這些相同談話的紀錄，那麼我們所能知道的有祇是契切林的想法，而真正發生什麼事，還是祇能在歷史學家的腦海裡重建。當然，事實和文獻對歷史學家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要盲目崇拜它們。它們本身不等同於歷史；對於「何謂歷史？」這個煩人的問題，它們本身也未提供現成的答案。
　　在這個點上，我想談一下這個問題：19世紀歷史學家何以對歷史哲學漠不關心。這個術語是伏爾泰（Voltaire）   創造的，而且此後就有不同意義的用法；不過，要是我真要用它，我會用它來表示我們對「何謂歷史？」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於西歐的知識分子而言，19世紀是一個充滿自信和樂觀的時期。大體說來，這些事實相當令人滿意的，也因而對於難應付的事實問題，相應地便有缺乏探詢和解答的傾向。蘭克虔誠地相信，祇要他處理好事實，天意（divine providence）就會負責歷史的意義；而布克哈特（Burckhardt）   則帶著更為現代氣息的犬儒主義（cynicism），觀察到「我們沒有傳授到永恆智慧的奧秘」。直到1931年，巴特菲爾德教授顯然還很滿意地指出，「歷史學家對事物的性質，乃至自己學科的性質，很少作反思」。   不過，這個講座的前任講者羅茲博士，討論到溫斯頓．邱吉爾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的《世界的危機》（The World Crisis）   ——他那本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籍——時，相當公正地批評說，儘管它在品評人物、逼真度和生動性方面，堪與托洛斯基（Trotsky）的《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相匹敵，但它在一個方面較為遜色：這本書「背後沒有歷史哲學」。   英國歷史學家不願談，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的意義是內含又不解自明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史觀，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學說，有某種緊密的親近性；也是一種安詳而又自信的世界觀下的產物。祇要每個人守住他自己的崗位，那隻看不見的手自然會照料普世的和睦。歷史事實本身證明了此一至高無上的事實，亦即，邁向更美好的事物的一種有利又明顯無止境的進步。那是純真的年代，歷史學家在伊甸園（Garden of Eden）裡走著，無須哲學蔽體，赤裸面對歷史之神，也不覺得難堪。從那以後，我們知道了原罪（Sin），也體驗了墮落（Fall）。而今日，妄求摒棄歷史哲學的那些歷史學家，就像一些裸體主義殖民地的成員那樣，徒然又忸怩地想在自己的花園區裡再創建伊甸園。今日，這是個不能再迴避的棘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