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籍推薦人
國立故宮圖書文獻處研究員 林天人、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 楊朝明 共同推薦
|
※推薦文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推薦序一
國立故宮圖書文獻處研究員 林天人
文獻足徵
二十世紀初期，先秦史研究面臨過幾波革命性的變動；先是「古史辨」襲捲的浪潮，幾乎造成傳統古史系統的崩解。其後，在史學界瀰漫「古史辨思潮」的風氣下，王國維卻能以「紙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作為研究的基礎，提出「二重証據法」，重新建立徵實可信的古史。同時讓許多舊說在新出材料的檢視下，逐漸改變了觀點與結論；二重証據法為古史研究奠定了體質健全的基礎。儘管後世陸續有學者挑戰了王國維提出的若干結論，但在方法上仍不得不服膺在「二重証據法」所建構的理論上。
八0 年代，古史學界在又「二重証據法」的基礎上，發展出「三重証據法」的應用，除了原先紙上與地下的材料外，另加上民族學或人類學及口述資料等等；這種新方法的運用，更擴大了古史研究的材料，使得歷史呈現更多元而豐富的觀點。這是學術進步的軌跡；而這些研究上的進展，絕大因素歸因於近百年來如雨後春筍般的出土文物。
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觀堂之言，誠非虛言。史料為一切史學研究的基礎；更明確的說，沒有史料就沒有史學。文物在發現後，經研究人員整理、分類、歸納、分析、論證、詮釋，逐漸轉化成史學研究的材料。從二十世紀以來，陸續發現的甲骨卜辭、簡牘、帛書、部分銅器銘文，都成為研究先秦至兩漢歷史至關重要的原始材料；每一項新出的材料，多少改寫了傳統的舊說， 甚至於建立了新的觀點。這些新出文物成為史料的過程中，不免有見解相左或大相逕庭的歧見；但又何妨，這是學術求真而論辯的可貴之處。從學術的角度看，任何一門學科的領域永遠是未竟之路，距離結論我們還有許多路程待走。
五南圖書在民國九十二年，即開始系列出版各家整理新出材料的專著；十幾年來卓然有成，共出版了三十六種出土文獻及文獻研究專書。其中申論包括1991 年發掘的殷墟花園東莊地甲骨卜辭、1993 年出土的郭店楚簡、1993 年發現的尹灣漢簡、1973 年挖掘的馬王堆帛書及1994 年上海博物館購得的戰國楚簡、2008 年清華大學所獲得的戰國中期竹簡等等；討論層面多以上述新出簡牘為主，從文字解詁、訓讀、演進到字義的解析，各家均能以獨闢的見解闡幽發微。在文獻思想方面則以文字研究為基礎，探討上古若干觀念之形成、或地域、或學術思想、或文物的研究方法為主；所論主題亦能成一家之說。全系列雖冠以「出土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但最初的規劃，並非朝向套書的規模出版，而是拳拳懇切到處尋訪學界方家，就各人所長為新出文物作深入研究，俾以流傳學界。如此越數年，跬步之積終至千里；但因各書出版時日相隔甚久，坊間難以搜齊。故以《出土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為名，重新規劃、輯錄，纂輯原意在於方便學界搜羅與參討。各輯以性質或課題相近者十二冊同編一輯，匯成一輯、二輯、三輯面世。當然，學海浩瀚難免有掛一漏萬的遺憾，相信五南圖書能一本初衷，四輯、五輯持續不懈。
五南圖書出版社，問序於予。余初不解各書俱出版多時，雖部分坊間已售罄難尋，但部分或存若干，為何再此一舉？學術的蕭條是大環境使然，特別是古史研究在學界已成荒漠；目前坊間出版學術書籍僅偶爾為之，更何況研究先秦古史的專著更是絕無僅有。五南仍能以獨木撐大廈的精神，多少為清寂的學界提振了一些士氣。余且樂見其成。
是以不揣淺陋，勉力稱許。
是為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研究員 林天人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推薦序二
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 楊朝明
說到出土文獻的價值，人們立即會想到王國維先生那句有名的話：“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他以“孔子壁中書”和“趙宋古器”為例，說明漢以來古文家之學和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的興起。從實質上講，歷史材料的新發現無非就是史料的擴充，史料擴充當然意味著研究視野的擴大，意味著研究線索的增加，對於補史闕、正史誤有直接意義。
這只是就一般的歷史研究籠統而言，事實上，出土文獻各種各樣，豐富多彩，其價值也表現在許多方面。新出土思想文獻更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方面，宋代特別是近代以來曾出現了波瀾壯闊的“疑古思潮”，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很大，這使得中國文明需要重新認識，古代文明發展水準需要重新估價，而且，這一工作十分緊迫，十分重要。正像近代以來的“古史辨”最終落腳在了“古書辨”道理那樣，古文獻的認知是中國古代歷史認識的基礎。認真反思“疑古思潮”盛行時期的那些“辨偽成果”，甚至包括今天人們對於“疑古思潮”的理解和認識，實在不能不讓人深刻反省。對歷史研究來說，理論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當材料有限或者認知古文獻材料的能力有限時，古史研究的一些邏輯方法就很難得到及時的、應有的、必要的檢驗。
三十年前，李學勤先生提出“要正確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水準”，後來更明確提出“走出疑古時代”，這是立足學術前沿對中國古文明細緻研究與深入思考的結果。歷史發展是加速度的，最近這三十年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已經著實讓人目不暇接，但中國古代文明的進路卻是綿長久遠的。我們認真讀讀胡厚宣先生的三集《甲骨學商史論叢》，就會得到許多與以往慣常不同的認識。他研究了殷商的許多制度，指出“殷代制度與周代基本相近，周代各種制度當濫觴于商代”。李學勤先生通過對商周之間一些文化要素之間聯繫的研究，認為“商周兩代存在非常劇烈變革的見解和古人不能相合，如孔子論及商周禮制的因襲關係，以為其間不過是部分的損益”。 當然，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學者還有不少許多學者也看到了商周文化前後相因，大同而小異。
商周之際的文化是“劇變”還是“損益”，這可不是一個小問題！我國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已經形成了水準足以令國人驕傲的文化，有豐富的文獻記載，所以《尚書•皋陶謨》說：“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我們祖國很早就形成了“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的傳統。孔子論《尚書》之《皋陶謨》，一曰可以觀治，一曰可以觀政。他還說：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于《皋陶謨》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這些說法都不會是空穴來風。
人們認為“殷周之際變動劇烈”，其實還是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水準認識不到位。當年魯哀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文武之政”一定有對歷史的繼承、提升與系統化。在《孔子家語》的《執轡》篇中，孔子談到“古之禦天下”的情形，我們發現他所論述的“以六官總治”，他所說的六官的管理，正與《周禮》六官系統完全一致。孔子沒有明確提到《周禮》（或《周官》）的名字，但如果《孔子家語》所記述的材料沒有問題，那麼，它無疑可以說明《周禮》的成書遠在孔子以前。更為重要的是，孔子言其“古”，則《周禮》的成書問題便令人驚醒了。學術界對《孔子家語》等許多傳世典籍的重新認識，正借助了出土文獻研究之力。
多年以來，丁原植教授奔走往來于海峽兩岸，致力於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辛勤耕耘，成果豐碩。他看到中國文化這一學術熱點領域的價值與意義，遂主持集編《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選取前沿學者的前沿成果，集中展現了近二三十年來最重要的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及相關研究，對於中國思想文化研究的正本清源必將大有裨益！
2014年6月14日於曲阜寓所
|
※主編簡介
丁原植 主編
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
|
作者群
馮 時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
魏慈德 臺灣國立東華大學教授
龐 樸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發展史》國際編委
楊寶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研究員、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國燦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
陳久金 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
林天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員
李學勤 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
林慶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曹 峰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葉國良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陳睿宏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林宏明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
第三輯（文獻思想）共12冊
出土古代天文學文獻研究 馮時 著
中國古代風神崇拜 魏慈德 著
古墓新知 龐樸 等著
殷墟文化研究 楊寶成 著
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 陳國燦 著
中國星座神話 陳久金 著
先秦三晉區域文化研究 林天人 著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李學勤、林慶彰 等著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楊朝明 著
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 曹峰 著
宋代金石學研究 葉國良 著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陳睿宏、林宏明 等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