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余英時與「自由主義」的異化
2021年8月1日，史學泰斗余英時教授以91歲高齡辭世後，其門生故舊在網路上發表了許多篇文章，頌揚余院士的學術成就和道德文章。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教授寫的一篇〈拔劍回顧心茫然〉。
周教授並不是余院士的學生。1995年，余英時回香港中文大學，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議，周保松是新亞書院的學生，幫忙接待余院士。當時他告訴余教授，他對自由主義有興趣，余教授要他好好研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同時告訴他：羅爾斯剛剛出了一本新書《政治自由主義》（Rawls, 1993），和早期理論有很大不同，希望他一定要找來讀。
殖民地的自由
2021年6月，周保松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文章〈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紀念羅爾斯誕生百年和《正義論》（Rawls, 1971）發表五十年；並在文章注腳表示：將該文獻給余英時院士。
7月13日，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周教授感到十分悲憤，他將《蘋果日報》停刊號和自己的文章一起寄給余英時。7月16日，他收到余院士寄給他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話說：「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年）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
這段話的意義非常明確，也因而值得詳加細論。1843年是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結束後的第一年，也是香港割讓給英國的那一年。余英時這位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泰斗竟然認為：從那一年開始，香港就「享有自由」！是英國人把香港從「專制王朝」的宰制中解放了出來！
在我看來，這是個十分怪異的論點。我在台灣推動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以提倡本土社會科學作為終身志業，也拜讀過余院士的許多著作，對余院士的學識淵博深為佩服。但是我卻認為：要落實社會科學本土化，知識分子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生命處境。我曾經出版過三本書：《中西文明的夾縫》、《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希望華人知識分子能夠從一個宏觀的歷史視野，來觀看自己的處境。我不是歷史學家，無法像余院士那樣做綿密細緻的考據工作，因此特別強調：這三本書只是要提供一種「反殖民帝國主義」的史觀。唯有站穩這種立場，華人社會科學研究者才不會盲目套用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和研究典範，並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而難以自拔。
「自由主義」的異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余院士的論點確實十分特異：他不但不反對英國對於香港的殖民統治，而且認為這種殖民統治帶給了香港人「自由」！
從周保松教授敘述他和余院士交往的經過，我們可以看出：周教授推崇余院士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余院士也以此自居。他非常推崇羅爾斯的《正義論》，也知道羅爾斯後來改弦易轍，提倡《政治自由主義》。他就是採用這樣的觀點，檢視華人社會中的政治。所以他經常以自己的學術成就做為背景，發出巨大的聲量，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支持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在他看來，這就是羅爾斯所說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以余院士的博學多聞，他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自由主義」早已異化成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初，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為了應付二戰後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情勢，不得不推動所謂「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在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中，鑲入社會主義的政策，包括反托拉斯法、支持工會運作、保護勞工權益等，以維護社會分配的公平。
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便以「開放世界經濟」為名，開始推動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他們在「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原則指導下，開始推動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Privat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替西方的大資本家鳴鑼開道，幫他們聚集巨大的利益，也為中國的崛起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人類文明的正途」？
然而，利之所在，害必隨之。西方有識之士早已看出：新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所有問題的根源。環境汙染、能源枯竭、生態破壞、地球暖化、災害頻仍、貧富懸殊……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余院士說：「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利用。」難道他不知道：他所居住的美國，0.1%的頂尖富豪，擁有全國20%的財富；0.9%的人享有另外的20%；9%的人再占40%；底層90%的人，只能分配剩下20%的財富。請問：這是「人類文明的正途」嗎？
2021年7月20日，美國首富貝佐斯（Jeff Bezos）一行四人登上「藍色起源」（Blue Origin）公司所屬的火箭飛行載具，作了一趟總時長為11分鐘的太空旅行。事後，媒體報導：這四名乘客的排碳量達200噸，該公司宣布今年還有兩趟，市值1億美元的船票已經賣光。貝佐斯特別說明：這不是富豪們的遊戲，而是「為了下一代做準備」。大家不妨仔細思考：像貝佐斯那樣的富豪，算不算是想「長期控制」「人類文明正途」的那些「少數自私自利的人」？他們的「歷史壯舉」難道不是為下一代的財富聚斂做準備工作嗎？
見秋毫不見輿薪
我在閱讀余教授的大作《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時，經常感到納悶：為什麼像余院士這樣一位善於對中國歷史人物作「思想解謎」的大師級學者，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異化，竟然視若無睹？這難道不就是孟子所說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嗎？
近年來，我經常以我所建構的「含攝文化的理論」，在西方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批判西方許多重量級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詮釋，犯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余教授長年在國外教書，他也經常援引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化，其實也犯有類似的偏誤。比方說，在《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中，他引用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軸樞時期」之說，再套用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社會演化論，來討論中國歷史上的幾個關鍵發展階段。這種作法，雖然是套用西方理論，但一般人卻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余英時，1987）一書中，他並沒有質疑韋伯（Max Weber, 1864-1990）在其名著《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Weber, 1920）一書對於中國文化的論斷，而是沿用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Weber, 1905）一書的思路，認為儒、釋、道三教的教義同樣可以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精神。藉以反駁韋伯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唯物史觀。
從我主張的「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研究取徑來看，不論是套用帕森斯的理論，或是套用韋伯的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化，都有其窒礙難行之處。我也發表過許多專書和論文，討論這方面的議題。整體而言，余院士的研究取徑可以說是一種犯有「自由主義偏誤」的「歐洲中心主義」。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反對「馬列主義」，但並不反對「馬列主義」之外的各種西方理論，反倒經常引用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化中的「歷史與思想」。因為「自由主義」是他的基本立場，所以他會用「自由主義」的顯微鏡，來檢視中國社會中的歷史人物，但是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異化，卻是「見秋毫而不見輿薪」！
見利忘義
余院士本人已經作古，這樣批評他似乎有點不厚道。我要特別聲明的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對話對象，並不是余院士本人，而是周保松教授和余院士的「粉絲」們，歡迎大家對我的論點提出批判。然而，在各位反駁我的論點之前，務請先看結構主義語言心理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所寫的兩本書：他早在1999年便出版過一本《見利忘義：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說明「新自由主義」給全人類帶來的禍害。在我看來，任何一種價值觀都必須放置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檢驗其實踐所產生的社會後果，不可以無限上綱，認為某種價值觀就是「絕對真理」。中國的「士大夫精神」如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亦復如是。
美國以「民主、自由」之名，在世界各地推動「顏色革命」，大家不妨冷靜思考，這到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假借「反恐」之名，出兵阿富汗，打了20年的仗，搞得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拜登（Joe Biden）上台之後，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決定從阿富汗抽腿，全力對付中國。當拜登政府自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以下的大小官員，在世界各地奔波，合縱連橫，籌組「新八國聯軍」，準備圍堵中國時，美國軍隊一撤出阿富汗，不到半個月，塔利班游擊隊便攻占首都，總統出走，政權垮台。長期生活在美國羽翼之下的阿富汗政府軍，則是兵敗如山倒，幾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紛紛棄械而逃。很多人覺得奇怪：為什麼民選的阿富汗政府對神學士的攻擊行動，竟然毫無抗拒之力？
拔劍四顧心茫然
對於這個問題抱有疑慮的朋友，我建議他們再看喬姆斯基的另外一本著作《流氓國家》（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書中詳述美國這個世界第一號的「流氓國家」，在中亞、東南亞、中南美各地，如何假借「自由、民主」之名，運用中情局特務和金錢收買，威逼利誘，雙管齊下，四處搞顛覆、滲透和破壞，其最終目的，就是要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他們最主要的盟友，就是世界各地篤信「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君子可欺之以方」，在世局面臨劇變的今日，以「自由主義」自命的華人知識分子，如果不先了解「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中的異化，他們怎麼可能跳脫「拔劍回顧心茫然」的心理困境？
原載於《亞洲週刊》，2021年，第35期
參考文獻
余英時（1987）：《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余英時（2022）：《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三民書局。
余英時（2023）：《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黃光國（2019）：《中西文明的夾縫》。台北：時報文化。
黃光國（2019）：《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台北：時報文化。
黃光國（2020）：《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台北：時報文化。
Chomsky, N. (1999).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Chomsky, N. (2000).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London: Pluto Press.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3). Poliical Liberalism. NY: Columbia Press.
Weber, M.（1989）：《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簡惠美譯）。台北：遠流。（原書出版於1920年）
Weber, M.（2007）：《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簡惠美譯）。台北：遠流。（原書出版於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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